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中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原则条款依然得以保留。
责任机制的缺失，加之事权的混合和财权的制约，实际上是对地方政治机制的釜底抽薪，它使得地方人大处于无事可议、无财可用、无人可究的尴尬境地。纸面的分权不论如何精致，都不能确保在实践中得到遵循，责权分配的效果取决于是否存在刚性约束。
按照我国现行宪法体制，国家权力体系分为中央、省、市、县和乡镇五级，而要在五级政治单元清晰地划分财权和事权，国际上并无成功先例，主要原因是复杂的政府层级会带来行政效能问题，在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一般只划定两级地方政府。[40]郭伟清：《落实法官员额制全面推进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2月9日第4版。二、矛盾回应型司法改革 对于滥用权力引发的社会矛盾，一般有两种制度方式予以应对——政治过程和司法过程。[18]上访与截访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严峻的上访困局迫使中央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我们看到，分税制既启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动机，但其引发的政府间竞争也造成了诸多外部性问题：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地区不平衡，等等。
第二个问题是，构造这样一种良性的央地关系目标，与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有何关联？从前面的分析可以发现，新一轮司法改革的内在目标，是以司法直接回应社会矛盾，这意味着司法在很大程度上替代政治机制的功能，其后果是使司改措施偏离法理规律，既加重法院的案件负担和功能负荷，也不利于司法改革既定目标的实现。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方案》和《决定》成为指导监察体制改革的规范性文件。
[8]陈端洪教授的格式化表述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没注意到这个区分的重要政法意义，虽然他在后面的论述中指出这一格式化的表述包含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但只有注意到中国各族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上述区别，才能更好地理解和阐发辩证统一之中的巨大张力。监察委员会的权力来源是人民的赋权，但又要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因此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监察委员会设立所带来的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辩证统一这一政治原则的法律化：第一，监察委员会与被监察对象即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之间的关系将法律化，原来党的纪律监察委员会与党员之间的关系是党内关系，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国家公职人员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关系，将来会转变为国家监察机关与被监察对象之间的法律关系，相应的监察手段也应该通过《监察法》或相关法律具体化，比如双规可能会改为留置，并对留置的时间和措施等加以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定，赋予当事人寻求法律救济的途径。合署办公不是简单在物理空间上的合署，还涉及到人事、组织、机制上的合署，一套人马其意在此。[14] 综上所述，八二宪法体制在主权层面上的核心问题是：第一，八二宪法内含着一个复合的主权结构，即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辩证统一。
二、八二宪法体制 在讨论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可能导致八二宪法体制重塑之前，有必要先讨论一下八二宪法体制。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党领导的只能是中国各族人民而非中国人民，主权者无须也不能被领导，宪法序言中的这个区分有重大的政法意义，有待进一步的阐发。
毫无疑问，这是对现行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行政系统的监察机关合署办公的承继，[3]但由于此次监察体制改革在国家层面上涉及到八二宪法体制的变革，因此合署办公具有重大的宪制意义，昭示着八二宪法体制的重塑。[11] 关于中国宪法中的专政概念的内涵及意义变迁，参见周林刚：《我国宪法上的专政概念与平等原则》，《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4期，第107-121页。花费如此多的笔墨做上述铺垫，目的是为了指出，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的中央国家机构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是党和国家一体化的国家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虽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但并不对其负责和报告工作，也不受其监督。童之伟：《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何以强化》，《法学评论》2017年第1期，第1-8页。
因此如何将党的领导法权结构化并且与人民主权的法权结构相衔接，是中国宪法研究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最困难的问题，由此也催生出各种各样的理论尝试，如高全喜教授的政治宪法学论说，陈端洪教授的二元代表制，强世功教授的不成文宪法与党章宪法论，柯华庆教授的党导立宪制。童之伟：《将监察体制改革全程纳入法治轨道之方略》，《法学》2016年第12期，第3-13页。关于党的历史上的监察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国家历史上的人民监察委员会、监察部的分分合合，参见参见徐理响：《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合署办公体制探析——以纪检监察合署办公为例》，《求索》2015年第8期，第10-11页。[15] 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纲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
参见乔瓦尼·萨拖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09-512页。[16]国家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但并不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和报告工作，这或许是因为在传统的理论中，国家主席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共同履行国家元首职责，[17]国家元首是国家的象征和代表，不应对其他机构负责和报告工作。
[9]共和主义有复杂的历史传统和政治内涵，人民民主未必可以视为共和主义原则的体现，[10]而专政这个概念也未必能够涵盖党的领导，[11]因此笔者认为这个概括需要做一些修正，中国宪法第一根本法需要将宪法序言和正文第一、二、三条结合起来看，那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和党的领导的辩证统一，而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显然不足以概括这个辩证统一。这一变迁的积极意义在于，党的领导将逐步被法权化，纳入到宪制结构中，从而使得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再是一种政治宣示和政治原则，而成为一种宪制结构，并为宪制结构的进一步演进打下基础，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是一次重要的尝试，其宪制意义值得认真对待。
[7] 八二宪法体制的核心是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宪法本身的更迭也标识着每部宪法的时间属性。……这里说的绝对宪法和宪法律分离，就是指共产党的领导权和国家权力的组织没有在宪法律上形成一种具体的结构。王旭：《国家监察机构设置的宪法学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12] 陈端洪著著：《制宪权与根本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85-286页。《人民法院组织法》中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第十七条），《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第十条），两部组织法都是1979年制定的，两部组织法中均规定报告工作，但八二宪法中却没有规定，不知原因所在。
[23] 周林刚：《中国宪法序言正当化修辞的时间意识》，《中外法学》2016年第3期，第589页。但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有两个国家机构比较特殊，一个是国家主席，一个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它们不属于上述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6] 胡锦涛：《在纪念宪法施行二十周年上的讲话》，2002年12月4日。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已经称为宪法惯例。
回溯一下八二宪法制定以来的变迁史，考虑到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特殊性质，考虑到三位一体最高领导人体制的逐步形成，考虑到小组治理在事实上重塑了八二宪法体制下内政和外交权力格局及其对国务院地位的影响，考虑到国家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的性质及其对检察体制的冲击，我们或许可以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八二宪法体制已然发生一定程度上权力结构变迁，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则昭示着未来变迁的方向，也就是说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辩证统一将进一步法权结构化。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修改通过的党章在总纲中则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这一规定成为日后政治话语中有关党的领导的标准说法。
更详细的分析参见江登琴：《规范与现实之间：自1982年宪法以来国家主席制度的发展》，载《中国宪法年刊》（2011），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关于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认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23]而在当下这个历史时段，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辩证统一[24]已然纳入到依法治国这一历史轨道，也就是说辩证统一处在不断法权化的历史时点上，监察体制改革和监察委员会的设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检验的宪制实践，激发我们去思考此种政治关系法权化的宪制可能性及其方案。我们的国家元首是集体的国家元首。
[18]因此八二宪法制定之初实际上是个分权体制，党政军的一把手要分开，表现为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主席分别由不同的人担任，但经过八十年代末两次接班人选择失败后，宪法实践中逐步演化出三位一体的最高领导人体制，即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由同一人担任。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
三、监察委员会的宪制意义 在有关监察委员会的讨论中，学者们大多指出将来会修改宪法，设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变一府两院为一府两院一委或一府一委两院。[3] 关于纪委与监察部门合署办公的一个初步探讨，参见徐理响：《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合署办公体制探析——以纪检监察合署办公为例》，《求索》2015年第8期，第9-13页。
[12]陈教授的这个论断可谓切中肯地，简单来说，如果中国宪法第一根本法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辩证统一，那么人民当家做主已经在宪法第一章总纲和第三章国家机构中得到具体的法律化，但党的领导依然留在宪法序言的原则性表述之中，因此人民当家做主与党的领导的辩证统一也就未能具体化为某种特定的法权结构和法权关系。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四、结语 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重要传统之一是历史主义，一方面宪法序言均以历史叙事起笔，从历史发展脉络中汲取合法性资源，将主权者的决断建立在对历史的理性认知上。实践再次走到了理论研究的前面，监察体制改革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直接触及到这个核心问题，与之前各种司法改革不同，监察体制改革将涉及到八二宪法体制的重大变革，并且这一体制变革有别于八二宪法之前的四次修改，不仅因为这次变革将涉及到八二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的重构，更重要的是这将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辩证统一的法权结构化的一次重要尝试，将部分弥合绝对宪法与宪法律之间的分离，因此可能引发八二宪法体制的重塑。因此陈端洪教授这里的权力分配原则同时涉及到施米特论述中的政治要素和法治国要素中的组织原则，但无涉分配原则。监察委员会与检察院之间的关系是调查/侦查与审查起诉的关系，将会受到《刑事诉讼法》和可能制定的《监察法》的调整。
早在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中就已经为八二宪法的制定提出了指导原则，这篇讲话的核心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兼职、副职不宜过多、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一、合署办公 2016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强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
在中国的政法体制中，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甚至三块牌子并不少见，某种意义上讲，这已经成为制度惯例。合署办公也不意味着合并，但凡合署办公，双方或三方一定有不同的性质或分属不同的组织或权力体系，没法完全的合并，只能 合署，两块牌子其意在此，因此合署办公的主体就同时兼具两种属性。
但由于八二宪法中国家主席是虚位设置，三位一体的最高领导人对内政和外交并无制度上的权力。将来的监察机关将与此处的行政、审判、检察机关并列，因此监察委员会的监察权最终来源于人民，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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